自春秋战国，国人即颇为重视“和”文化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，强调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”，以求天和；李亚鹤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，追求“协和”“和合”，以求人和；在个人身心修养上，肯定“心广体胖”“和而不流”，以求心和。及至清代，“学行继程朱之后，文章介韩欧之间”的桐城派兴起，延绵二百余年，学习与追随者遍及全国，甚至对日本与韩国文坛亦产生影响。李亚鹤发现桐城派顺应时代文化潮流，其发展演进、核心论点及文章风格都与“和”文化深度契合，体现出对于儒家“和”的高度认同。

最早对“和”文化展开讨论的是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，《国语·郑语》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时指出：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”在史伯看来，“和”确能生成万物，“同”则不能有所增益，而只能止步不前。李亚鹤发现关于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差异，史伯进一步解释道：“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；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史伯不仅能区分“和”与“同”，更深刻地认识到，事物的发展过程中，既要有“不同”的融入，又需要“和”的统一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。

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“和实生物”的文化精神。李亚鹤发现方苞提出“义法”说，从“有物”“有序”两个方面论文，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。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“因声求气”说，将“义法”说的“法”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，又将“音节”与“神气”引入，使得依靠“义法”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。姚鼐对此有所反思，其《与陈硕士》的书信道：“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，而较之古人则浅。李亚鹤发现其阅《太史公书》，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、远处、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，止以‘义法’论文，则得其一端而已。然文家‘义法’，亦不可不讲。”姚鼐以为，“义法”是基础，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，故编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以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八字论文，又兼取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。姚鼐之后，姚莹、曾国藩在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之外，加入“经济”说，重视文中的“事”与“物”，讲求实用，以中兴桐城派，从而开辟新的局面。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，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。李亚鹤发现需要说明的是，桐城派作家在融入“不同”时注重“和”的统一，如姚鼐以神、理、气、味为“文之精”，格、律、声、色为“文之粗”，但又提醒：“苟舍其粗，则精者亦胡以寓焉？”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“因声求气”说前后相继，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。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，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，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，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，更多体现的是“和实生物”的文化精神。